“天價大臉”之所以能運作到這一地步，和這些大臉宣稱的“前衛”道德有關。然而，這種道德觀不過是對全球化時代的“政治正確性”的追隨和表演。中國當代藝術家很聰明，知道題材是表現“政治正確性”的最佳途徑。比如，我剛剛在天安門附近的一個畫廊里看到一件作品，畫上有一只“綠狗”，然后旁邊加上一個坦克和天安門。如果單看畫面，我們或許感到這是在述說一種“政治正確性”，對一個事件的批評。然后，如果放到藝術家的現實情境中，這很可能就是為了賣點。因為，這個藝術家剛剛才喊出擁護政府和愛國的口號，怎么忽然又變臉？我們可以在當代藝術中看到很多這種類似的靈活性標榜。

　　不幸的是，虛偽的標榜到處可見。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任何呲牙咧嘴的光頭、大臉都可以標榜為“怒吼”、“調侃”、“自嘲”，與“玩世不恭”搭上界。據說它們不是一種日常表情，而是一種符號，用以代表某群知識分子的故作“流氓”姿態。

　　藝術創作不過是“槍手”在作坊里的復制，幸運的是，在拍賣成為龍頭的產業化時期，復制并不損害價格，人們睜一眼閉一眼，買主和公眾也權當是真貨。皇帝的新衣在21世紀的中國上演，沒人愿意捅破這一層。從大處說，那會影響中國藝術市場的大好局面，誰也不愿背上破壞市場的惡名。從小處說，江湖利益已經把所有人綁在了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至少一些“百萬俱樂部”圈子里的“大師們”是這樣。在國際藝術史中，還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怪現象。

　　保持明星價格和道德制高點是“天價”藝術保持不敗的“兩個基本點”。前段時間，幾個“百萬大師”有意地附和大眾的反法情緒，以退出法國展覽來標榜自己的愛國主義情懷。這對參加過前衛藝術運動，對社會復雜性了如指掌的50歲開外的成熟畫家而言，實在是太簡單的表白了。這種迎合“政治正確性”的投機心理自從“政治波普”以來就已經被人們識破，現在它又有了新形式。我勸人們睜大眼睛，只要還有市場、時尚和明星這回事，有名和利這回事，這種機會主義就還會出現。

　　在西方，當代藝術批評和藝術史研究已經進入前所未有的復雜性敘事，但是一談中國的作品的時候，就是出奇的簡單和膚淺，似乎那幾張“中國大臉”表現的就是中國人的痛苦，表現的是中國知識分子怎么樣為國家命運擔憂。

　　一位曾經破中國拍賣紀錄的藝術家把印象派莫奈的一件作品做為挪用對象，用自己呲牙咧嘴的大臉替代莫奈畫中的人物。他想說什么？他要反諷什么？完全無厘頭。解構和反諷也有圖像學的語義，而且可能比直接敘事更復雜，可是這幅作品完全是為了生產產品而做秀。他在以愚弄觀眾和買家的方式畫著鈔票。如果這就是代表中國藝術的天價作品，那中國藝術家的智商都到哪里去了？

　　我在美國講中國現當代藝術史課，有個俄國女學生問我：“為什么中國當代藝術家都愛拿毛澤東做嘲諷題材？”因為她發現中國當代藝術家把毛澤東的形象改造得無奇不有：毛澤東可以被打上胭脂、可以被插上花、可以被改成變性人，可以安上乳房，而且這在西方很走紅。上世紀70年代出現的蘇聯“政治波普”(SotsArt)也用了他們領袖的形象，也有調侃的情節，但至少保持了“領袖”的形象原形，不作扭曲和改動。中國藝術家卻如此發揮聰明才智，拿毛形象開涮到一個極端，為什么呢？

　　我在1984年寫過一篇評論第六屆全國美展的文章，叫《一個創作時代終結》。這個展覽中有朱德、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像，文化大革命中鋪天蓋地的毛澤東像卻突然就沒有了。我當時就寫了一段話，說中國的藝術家太沒有理性，為什么不能正視自己的領袖？1995年我又寫了一篇文章叫做《權力、媚俗與共犯》，分析了“政治波普”的媚俗本質。中國人愛罵“丑陋的中國人”，罵得最狠的那些總是把自己從民族劣根性、丑陋中分離開來。什么是尊嚴？尊嚴就是責任，就是反省自己的能力。中國當代藝術的媚俗關鍵在于，為了賣，為了獲得“天價”，為了迎合“政治正確性”，一些中國藝術家把自己的尊嚴都賣掉了。

　　現狀四最媚俗者最成功

　　(人性總是有缺陷，不允許缺陷就是不尊重人性的完整性。我在這里譴責的是藝術產業如何使有缺陷的人性放大為社會的普遍美學標準，讓媚俗成為市場和那些自我標榜為知識分子的人所鼓吹的標準樣式。)

　　中國當代藝術仍然處于為市場批量生產的高峰期之中，正是這種前所未有的批量化生產造成了中國當代藝術空前的空洞、矯飾和媚俗。光頭、呲牙咧嘴的大臉、粉紅翠綠的性感顏色，艷麗的花朵、男不男女不女的形象(甚至用在毛澤東形象上)，是以“大臉”統稱的惡俗時尚的形式特點，它把舊時文人的、毛時代的和西方后現代的所有最低俗的東西盡量拼湊到繪畫、雕塑和攝影中。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在挪用低級趣味方面的天才。

　　另一方面，所謂反叛成為流氓文化游走江湖賺取利益的借口，而不是個人尊嚴和人性價值的標準。迄今為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藝術，把某個人或某類人標榜為集體或民族的身份代表。更不要說把那些光頭、咧嘴的大臉、帶著毛像章和雙性面孔的家庭照吹噓為民族或階層的身份符號、一個時代的縮影。庸俗的藝術史解讀把它強加給所有(至少是一部分)中國人是不道德的。

　　關鍵是，一些所謂的“大腕”已經不是在調侃或批評，調侃成為樣式和時尚，“政治正確性”的題材表白。甚至，還有人干脆沉溺于調侃的一種極端——某種糜爛之中，從他們那帶有挑逗性的筆觸中可以看到他們內心毫無節制的享樂狀態和赤裸裸的欲望表白。這種本應被唾棄的趣味居然能得到喝彩，在市場上以幾百萬的價格拍賣。中國人真的瘋了，如果中國人用這些“大臉”為自己樹碑立傳，那將是中國人的不幸。

　　一些批評家(包括國外的策劃人、批評家和買家)試圖從過去找到證明，說這種“大臉”惡俗藝術就是一種反叛藝術(這正是這些“大臉”畫的賣點)。盡管中國古代有魏晉風度的放縱，有揚州八怪的玩世不恭，甚至士大夫畫家趙孟頫也畫過春宮畫，但文人的偶然風流和調侃放縱只是一種人性的補充和豐富，是文化互補中的支流側面，他從來沒有替代過魏晉文人和元明清文人畫的嚴肅美學和貴族文化的核心價值。

　　這種媚俗、艷俗和惡俗的“藝術”正像皇帝的新衣，只是沒有人愿意揭破這層紙。市場和拍賣所驅動的行情指數促使“大臉”畫的價格毫無邏輯地高漲，也促使年輕人仿效和追逐，加上大片藝術區的開發為這種時尚樣式的推廣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宋莊、798前幾年到處充斥著“大臉”和“艷(惡)俗”的作品。

　　中國的時尚觀念藝術也已經淪為體制的附屬和批量生產的產品，甚至藝術家直接把產品帶入展覽。過去一年，奔馳和各種名牌汽車多次進入美術館和畫廊。有的被開進大廳，有的被吊在天頂，車頂上閃爍著霓虹燈。在這里，名牌藝術家和名牌汽車正在進行著品牌共謀和品牌比拼，杜尚當年的小便池是對體制的反諷，而今天，他的模式成為藝術家和體制共謀的最有效和最合法形式。

　　在藝術產業的輝光下，虛張聲勢和假、大、空的外觀效果替代了真正的觀念和美學內涵。甚至某些早期意念至上的藝術家，也轉向制作巨型的、駭人聽聞的裝置。八十年代前衛都愛用黑，白，灰。那時候主要的藝術家都很少用鮮艷的顏色，但現在，大部分畫家都用好萊塢式的繽紛，視覺效果要符合觀者、收藏家和畫廊的口味。

　　從這個角度去看，藝術已經完全回歸現實，它和現實生活之間沒有區別，不再留給觀眾想象空間。今天，一件藝術品即便再荒誕不經，人們也能夠在現實中找到出處。現在的風格，已經不是對痛苦的記憶，也不是對現實的超越，現在的風格也不是總是和詫異相連，不是藝術家個體獨特的感覺。如果說現在的流行樣式都是媚俗的話，你只要是最媚俗，你就能夠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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